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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需要被全社會尊重

2019-04-04 20:28
來源:半月談網

半月談記者 劉喜梅 郭強 林超 王穎 范世輝 周暢

編者按: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后,全國各地隨之掀起振興鄉村的熱潮。半月談記者從北京出發,行程數千公里,在河北、山西、陜西、安徽、江西、福建六省部分鄉村采訪發現,在各地鄉村振興實踐中,農業供給側改革成為一個重要抓手。在此過程中,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為農村發展帶來了生機和活力。

但與此同時,普通農戶在土地上收益較少,多依賴外出打工掙錢,農民主體地位如何體現成為難點。還有一些專業大戶反映,雖然每年收入可觀,但尋找接班人成難題,后代們不愿意留在農村是普遍現象。年輕人不愿意從事農業,農民和農業地位低是很重要的原因。農民不僅需要產業振興、口袋里有錢,更需要受到全社會的尊重。

此外,鄉村振興必須從城市和鄉村兩端發力,形成城市新需求和農村新供給的有效結合,才能聚攏鄉村人氣,振興鄉村產業,同時滿足城鄉兩方面發展需求。

三大體系描繪好愿景

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重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重要抓手。

記者采訪發現,許多鄉村都在努力轉變傳統農業生產模式,走上質量興農、綠色興農之路。生產者和消費者開始直接建立聯系,不僅破解了小農戶對接大市場難題,還重構了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信任。大力推進鄉村產業融合,提升產品附加值,變過去單一、低效的農業產業體系為多元、高效的農業產業體系。

在此過程中,不少鄉村還避免過去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引進社會資本,“企業當主角、農民成配角”的現象,堅持以農民為主體,把農民組織起來推動鄉村振興。

建立綠色體系——“靠種地也可以致富”

走進江西省靖安縣古楠村,綠樹成蔭,院落整潔,小道旁村規村約欄非常醒目。在返鄉“能人”舒敏璋的帶領下,2012年,古楠村將全村368畝水田、3000多畝山林統一經營,成立了生態種養專業合作社,發展水稻、蔬菜、苗木、土豬、土雞等生態種養,并統一注冊“古楠村”品牌,多種農產品通過有機認證。

“我們田里裝了攝像頭、殺蟲燈,種田不用農藥化肥,水田里養鴨子吃蟲,農閑時種上紅花草制作綠肥。”古楠村村支書鐘英華說,村里山還是那些山,田還是那些田,但實行生態種養后,效益卻翻了好幾倍。2018年,全村實現產值380萬元,村民年人均純收入從合作社成立前的7800多元增加到1.6萬元左右。

山西省永濟市蒲韓專業種植聯合社位于黃河岸邊,有社員3000多戶,分布在43個自然村,擁有6萬多畝土地,戶均二三十畝,其中1萬多畝已經完成生態種植轉換。聯合社理事長鄭冰說,聯合社把農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進行土壤轉換,開展桃、柿、杏等生態綜合多元種植,并負責技術培訓和服務,傳播生態種植理念,以及統一進行農產品銷售等。“我們這里沒有大規模流轉土地,也沒有引進社會資本,但我們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產品品質更好,賣上好價錢。過去,很多人不相信農民靠種地也可以致富,但我們證明了,靠種地完全可以實現更高的收入。”

在靖安縣古楠村,全村52戶村民在把土地集中經營的同時,還以舒敏璋出資50萬元算一股、一戶五保戶不出資算一股、其他每戶出資1萬元算一股的方式入股合作社,年底根據效益進行分紅。鐘英華說,2018年,合作社純利潤超過70萬元,每股分紅約在4200元左右。在古楠村的生態稻田里,記者遇到了正抱著一大堆草料晾曬的村民蘇午生。他告訴記者,自己除分紅外,每個月在合作社打工還可拿到2900元的工資,加上妻子也在附近打點零工,家里收入和過去在外打工差不多。

在中國農業大學農學與生物技術學院教授胡躍高看來,隨著現代種業和種植技術的發展,以綠色、生態為導向的農業供給側改革,既能確保農產品供給,滿足人們對農產品品質提出的更高要求,又能有效帶動農民增收和鄉村振興。同時,與大資本主導的模式相比,以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產業發展雖然起步階段見效較慢,但內生動力更足,更契合鄉村振興的目標。

打造信任體系——破解“買賣兩愁”難題

“各位巢友大家好!我村有一人說,他家有幾斤鮮鴨蛋是最近下的,如有需要請在微信里告知,每斤18元。”“我來5斤!”“我要5斤!”……

打開河北易縣桑崗村巢市利民林果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許新全的手機,只見一個有360多人、名為“巢狀市場”的微信群中,不時會彈出這樣買賣農產品的對話。

鄉村產業興旺,既要種好也要賣好。記者采訪發現,以往由于農產品生產者和消費者間未建立直接聯系,導致農民種養的東西不知賣往何處,市民對購買的農產品也不放心。在鄉村振興中,一些地方通過“互聯網+”、農社對接、農超對接等模式,搭建起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直通車”,讓優質農產品賣上好價錢。

易縣扶貧辦主任王曉亮說,當地山區農民原生態種養的農產品很好,但過去主要在周邊集鎮銷售,賣不上好價錢,而城市消費者想買健康安全的土特產又不知到哪里買。中國農業大學在當地開展試驗,建立“巢狀市場”,將村民組織起來,與消費者直接對接,同時解決了農民“賣不掉”和市民“買不到”的難題。

許新全告訴記者,目前“巢狀市場”已帶動當地6個鄉鎮22個貧困村800多個貧困家庭參與種植銷售,客戶群覆蓋了北京和河北保定的多個社區。其中,僅中國農大校區2018年銷售額就達到30萬元左右。

通過“巢狀市場”等讓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建立聯系,不僅破解了小農戶對接大市場難題,還重構了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信任,對當前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乃至鄉村產業振興至關重要。

靖安縣古楠村為賣好村里的生態農產品,在南昌一些小區門口開設了5家古楠村綠色農產品社區直營店。記者在其中之一的鹿景店看到,店內擺放著村里種養的蔬菜、雞鴨、豬肉等,土鴨賣到32元/斤,比市場高出10多元,前來選購的市民絡繹不絕。鹿景店負責人、古楠村村民夏思維說,隨著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開展,現在很多地方都轉向生產優質農產品,但普遍面臨消費者不信任的難題,好東西賣不上好價錢。然而他們店生意很不錯,因為不少消費者去過古楠村,知道這些菜是怎么種的,吃得放心。

許多大型商超和互聯網企業也在積極探索,在更大范圍內重構農產品信任體系。記者采訪的一家連鎖超市是國內最早將生鮮農產品引進現代超市的流通企業之一,該企業副總裁告訴記者,保障農產品供給需在更大范圍內配置資源。為此他們一方面以保護價收購基地農民生產的優質農產品,另一方面和國內外知名第三方檢測機構合作,確保進入超市的農產品品質高于市場一般水平,讓農民不愁銷、市民不愁買。

重構產業體系——讓農業更多元高效

一些鄉村之所以衰落,歸根結底是由于產業支撐不足。以供給側改革為突破口推動鄉村振興,除努力提升農產品品質外,還需大力推進鄉村產業融合,提升產品附加值,變過去單一、低效的農業產業體系為多元、高效的農業產業體系。

一是推進種養環節的產業融合,在確保生態可持續前提下,提升土地畝均產出。記者采訪發現,當前不少地方正興起一種“稻+”現象,通過稻魚共養、稻蝦共養、稻鱉共養等大大提升農業的經營效益。

安徽省廬江縣是傳統農業縣,多年來過度依賴農藥化肥種水稻,不僅產值低,而且帶來嚴重的面源污染。2010年,畢業于安徽醫科大學的吳保林在當地農業部門和安徽農業大學的幫助下,開始流轉土地,嘗試稻蝦共養。吳保林告訴記者,在稻蝦共養模式下,需嚴格控制農藥化肥用量,稻蝦品質更好,一塊田還有兩份收入。如今,由他牽頭成立的合作社社員達到116戶,流轉土地1.7萬畝,畝均產值3000元以上。

廬江縣農委副主任鄧本宜說,2018年,廬江縣新增蝦田稻面積3萬畝,目前全縣蝦田稻總面積超過6萬畝。按照縣里規劃,通過政策支持、技術融合和示范推廣,到2020年,全縣蝦田稻面積將達到10萬畝。

二是在加工環節延伸產業鏈,扭轉過去鄉村僅提供初級農產品或成為加工企業原料基地的局面。

江西省萬載縣是有機農業大縣,全縣49萬畝耕地中有機農業認證面積超過45萬畝。但記者在當地采訪發現,許多農民因處于產業鏈底端,未能充分分享有機農業的高收益,一些長期經營有機農業的“有機村”依然是貧困村。

“都說有機農業效益高,其實錢主要被加工和銷售環節賺了,農民賺得不多。”萬載縣茭湖鄉上峰村村支書藍平紅說,為了扭轉這一局面,他嘗試在村里牽頭成立了一個茶葉合作社,吸納當地300戶村民入股,并計劃延伸產業鏈建立茶葉加工廠。“今后,我們還是要打造自己的茶葉品牌。”

三是創新思路找準支點,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以融合發展推動鄉村振興。記者采訪發現,當前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大多是以一產為支點,向二三產延伸,但也有一些地方“反彈琵琶”,從市場需求入手,倒逼供給側改革,收到較好效果。

陜西省禮泉縣袁家村是一個典型的關中村莊。2007年以來,袁家村明確以發展關中民俗旅游帶動農產品加工,進而倒逼農產品提升品質的思路,推進“三二一產融合”。2018年,全村接待游客超過500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超過5億元。

“大家都知道袁家村鄉村旅游發展得好,但其實我們的最終目的是發展農產品生產和深加工。因為旅游市場有空間和時間上的局限,相比之下,農產品市場更大更廣闊,可以帶動更多的村莊發展,帶動更多的農民共同致富。”袁家村村主任王創戰說,在旅游發展中,袁家村重點打造“小吃一條街”,并采取前店后廠模式,每家小吃鋪背后都是原料加工廠,讓游客可以很直觀地看到生產過程。同時,每家店鋪還是一個合作社,店鋪門口一律張貼合作社負責人姓名、電話和全體合作社社員名單,以及農產品檢測合格證、安全質量保證書等,讓游客買得明白,吃得放心。“目前,我們正在加快線上線下農產品銷售渠道布局,讓游客回去后,還可以繼續購買袁家村的放心農產品!”

農民:需要被全社會尊重

農民的出路在哪兒?農業的出路在哪兒?

——這是萬載縣老表種養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郭何根最大的困惑。

郭何根畢業于江西省樟樹市農校,選擇了回農村創業,立志要干出一番事業。他說:“農業的本質就是提供健康安全的食物,維持人類社會正常運轉。農業是社會的基礎,也是發展的根基。但是長期以來,農民都是地位低下的象征,種田成了不賺錢的代名詞。人人都知道‘三農’重要,但在社會上,農民始終地位低下,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農民是地位低下的代名詞”

江西省萬載縣茭湖鄉是縣里最早發展有機農業的地方。茭湖鄉副鄉長高秋生告訴記者,做有機農業非常辛苦,處于價值鏈底端的小農戶常常辛苦好幾年,也掙不到多少錢。要想產業發展好,就得流轉土地,但是當地處于山區,每戶平均只有1畝多耕地,且流轉價格只有三五百元,最高也就800元,農民積極性不高。理論上,農民可以一方面通過流轉土地得到收益,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在流轉土地上務農賺錢,實際上農忙時間很短,對大部分農民而言,靠打短工很難獲得足夠收入,還得靠外出打工維持生計,留在家里的多是“386199部隊”。

“主要勞動力尤其是年輕人大多還是在外打工,比如我小孩1985年出生的,那年村里共出生了11個小孩,但只有1個留在村里。其他的,要么通過讀書走了,要么在外面打工,我孩子也在保定一家汽車公司上班。”河北易縣桑崗村巢市利民林果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理事長許新全告訴記者,雖然村里一家一戶生產的農產品對接上了城里的消費者,平均每戶收益能有一兩千元,但眼下這也只能解決脫貧問題。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何慧麗認為,現在鄉村振興最大的難點是作為主體的農民不夠穩固。“許多農民不想當這個主體。如果主體缺位,有錢也很難辦成事。上面撥錢誰來用?用在誰身上?這是不得不正視的問題。”

與實施鄉村振興要求不相適應的是,目前部分農民主體“等靠要”思想比較突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說:“通常是地方政府想要大干一場,商業資本摩拳擦掌,但鄉村內部缺乏動力。”

“一年收入二三十萬,說服不了孩子跟著干”

在福建省南平市順昌縣洋口鎮麻溪村,村民廖萬明正在忙著給收獲的血橙裝箱。他告訴記者,洋口鎮有18個村,麻溪村留下來的人算多的,但也只有20%左右。全村250戶1080人,大部分常年不回村莊。

他指著山間一大片長滿雜草的荒地說,原來那些都是村里的地,后來土地的主人嫌在山坡上干活太累,撂荒了。

廖萬明和其他兩戶成立合作社,種植了160畝柑橘,品種有蘆柑、血橙、臍橙、桔柚和愛媛橙等。今年行情好,臍橙不夠賣的,血橙和愛媛橙還長在樹上,就被福建、浙江和北京等地的客商訂光了。

“農業收入其實并不比外出打工掙錢少。我一年賣橙子收入十五六萬沒問題。還種了些蔬菜,一年收入超過20萬元。”廖萬明領著記者去山坡上看他的柑橘園,邊走邊說:“管理柑橘樹并不麻煩,收入也非常可觀,可是孩子寧可在城里每個月拿三四千元,也不愿意回家種柑橘。”

洋口鎮解建村的肖森官有著同樣的苦惱。他告訴記者,自己經營150畝觀光采摘園,種植臍橙、褚橙和愛媛橙等暢銷品種。由于對果樹養護精心,肥料都是豆粕等有機肥,果品質量高,銷路非常好,廈門、杭州、南昌等地客商都是專車運輸,還有電商一次性拿走8萬斤。“我有個1000多人的客戶微信群,每年基本上剛掛果就被預訂得差不多了。按照平均4塊錢一斤的收購價算,每年20萬斤的產量,收入三四十萬元沒問題。”

這么好的果園,這么可觀的收入,未來誰來接班呢?肖森官說,自己有個兒子在城里,想讓他回來接班,“說了好多次,人家說寧可不要這幾十萬元,也不回農村受罪”。

肖森官說,現在他身體尚可,在橘園里干活沒問題,但將來怎么辦?這兩年他也在考慮。“現在橘園里有些農業學院來幫忙的大學生,他們懂技術,也比較熱愛農村,也許會考慮讓他們接班。我指導他們,合伙把這片果園經營下去。”

“鄉村振興不能只從農業內部著手”

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是大勢所趨,但鄉村振興也必須留住一些接班人。否則村莊沒有人氣,產業再興旺也難言振興。留住鄉村人才和鄉村人氣的關鍵,是將以農民為主體落到實處,發掘農業潛力,增加農民收入。同時,創新機制吸引人才下鄉,增進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的溝通與聯系,加快城鄉融合步伐,提升農民社會地位,激發鄉村內生動力。

周立說,在幾乎每一個發達國家,農民的收入都比市民高,這樣才能實現城鄉相對平衡。但即便如此,還是有很多年輕人不愿意下鄉從事農業生產,何況我國城鄉居民收入還有很大差距。在這種情況下,要從體制機制入手,吸引對農村和農民有感情、對農業有情懷的人才下鄉創業。我國已經由“鄉土中國”社會進入“城鄉中國”社會,鄉村振興不能只從農業內部著手,必須從城市和鄉村兩端發力,形成城市新需求和農村新供給的有效結合,聚攏鄉村人氣,振興鄉村產業,同時滿足城鄉兩方面的發展需求。

“三農”問題專家、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主任溫鐵軍認為,在歷史上,鄉村曾經在數次危機中救了中國,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依然要回到鄉村。

他以袁家村的發展模式為例說,袁家村外來人口10倍于本村人口,1000多個商鋪中,外來城市人開辦的占到總量的70%,城鄉之間不再是相互分割的關系,而是鄉村吸引城市、城市主動融入鄉村、市民與農民聯合創業,共同推動城鄉融合發展。中央鼓勵市民下鄉與農民聯合創業,袁家村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證明城鄉融合發展不僅可以實現,而且可以很好地實現。

何慧麗、郭何根、高秋生等人認為,農民不僅需要產業振興、口袋里有錢,更需要被全社會尊重。年輕人不愿意從事農業,農民和農業地位低是很重要的原因。現在搞鄉村振興,各類新型經營主體勁頭比較大,著力點基本都在產業上,普通農戶積極性不足。可通過城鄉融合,在發展物質文明的同時,讓鄉村成為精神寄托之所,為鄉村發展提供助力,激發鄉親們建設家鄉的愿望和熱情。

始終要突出農民的主體地位

朱啟臻

當前,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已成為推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時代使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做好“三農”工作的若干意見》作為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具體詳細地布置了今年和未來幾年鄉村振興的硬任務,重申“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

中央反復強調在農業和農村發展過程中要始終堅持農民主體地位,這是因為農民主體地位是農業農村發展規律的必然要求。農村改革正是從確立農民主體地位開始的,通過調整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確立以農戶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業農村發展。

農戶經營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風險最小的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當下小農戶經營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但解決這些問題,不能以否定農戶經營為代價,而是要推動制度創新,如發展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就是有效途徑之一。

家庭農場,通俗地說就是擴大版的農戶。與雇工農業不同,家庭農場是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的農業生產經營單位,是適度規模經營的典型表現形式。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職業農民載體,與傳統農戶一樣,都充分體現著農民的主體性,最大限度地發揮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效保護和實現農民的利益,是新時代激發農民新動能的有效組織形式。

培育家庭農場迫切需要突破兩個障礙。一是土地流轉障礙。目前,靠人為推高土地租金促進土地流轉的做法,難以形成健康的家庭農場。要明確農用地的基本屬性和功能,通過建立完善的土地退出機制,讓種地的農戶獲得更多穩定的土地資源。二是農業人才和勞動力流動機制亟待完善,城鄉勞動力雙向流動機制尚未形成。需要破除一切束縛農民手腳的不合理限制,形成城鄉要素良性互動。唯有如此,才能為農業組織注入活力與生機。

家庭農場作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也存在諸多問題,解決這些問題要通過更高一級的組織形式來實現,這就是合作社。家庭農場激發農民的合作意愿,使合作社獲得微觀動力基礎。合作社具有“民辦、民管、民收益”的性質,突出了農民的主體地位,而不是把農民變成看客。從農戶到家庭農場,再到合作社,農民的主體性得到充分體現和尊重。

合作社的提升不僅要以家庭農場為基礎,還要注意與鄉村社區的關系。以鄉村社區為基本單位的合作社,符合中國實際。傳統村落是熟人社會共同體,有互幫互助傳統。共同的生產與生活資源,容易形成共同的利益紐帶,離開村落環境在陌生人之間建立信任與合作關系十分困難。合乎實際的做法是,在合作社組織內部充分利用熟人的信任與合作傳統形成合作機制,在合作社組織之間建立現代契約制度,實現合作社間的聯合,避免合作社與鄉村社區“兩張皮”現象。

抓好兩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是可持續農業的重要保障。當人們賦予現代農業越來越多內涵時,卻忽視了一個重要理念,即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一些人以現代農業的名義把短期效益、眼前利益作為追求目標,客觀上導致對土地的掠奪性利用,這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現代農業。家庭農場的一個重要特征在于穩定性,由于具有穩定性,才給農民以長遠預期,農民才有保護耕地的熱情和動力,也為培養農民珍惜土地的感情提供了基礎。

唯有穩定的土地關系,人們才有可能真心去保護、愛惜耕地,才有可能發展出綠色、可持續農業。也只有穩定的土地關系,才能積累起豐富的農業經驗,為職業農民的產生創造條件。

正因如此,黨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給農民吃了定心丸。有些地方不懂穩定土地承包關系的重要性,缺乏農業可持續理念,土地承包關系一年一變或幾年一變,農民難以形成長遠預期,家庭農場難以形成。有些地方人為推高土地租金促進土地流轉,誘發了非糧化、非農化現象,阻礙了農業的健康發展。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只有在家庭農場以及以家庭農場為基礎建立的合作社組織體系中才能實現。(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教授)

責任編輯: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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